近日,美国硬盘巨头希捷科技关闭苏州工厂并裁员2000人,引发舆论关注。
很多人相信,当地税务部门在2015年的一次反避税行动中,向企业追缴14亿元税款,此举逼走了希捷。尽管希捷表示这是出于持续优化运营效率的考虑,当地税务部门也进行了公开说明,但仍然难以平息外界的质疑。
希捷方面与江苏省国税局签订了“APA”(单边预约定价安排),无疑会增加企业的税务成本,这可能加快了希捷进行投资调整和苏州关厂的步伐。但把追缴的14亿元税款当作希捷关厂的“替罪羔羊”,无助于看清事件的真相。
针对这起事件,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19日表示,这是希捷正常商业运营决定,中国利用外资的投资环境并未恶化。
舆论比较有力的质疑是针对地方政府信用,即当地政府追缴税收,意味着放弃了当年对希捷税收优惠政策的承诺,让外资企业信心产生动摇。不过打击跨国企业“税负倒置”的避税举措,并非是中国独有的特色,而更像是一种正在兴起的国际惯例。
在这一案例中,希捷运用了典型的“税负倒置”,即把母公司注册在税负较低的地方(国际避税地),从而既逃避出资股东所在国的税收,又逃避子公司所在国的税收。这是很多跨国企业常用的避税手段。比如苹果公司海外收入税率只有3.3%,由此大大拉低了企业整体的税率。
欧美多国都已开始向这样的“税负倒置”宣战。2016年8月,欧盟要求苹果向爱尔兰补缴至多130亿欧元税款,并认定爱尔兰通过低税收协议向苹果提供不适当的国家补助。美国财政部去年也采取打击“税负倒置”的新措施,遏制美国企业通过购买外国公司、变更纳税地以实现避税的做法。奥巴马总统甚至称“税收倒置”是“最狡猾的税收漏洞之一”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,希捷苏州关厂事件的真相之一可能在于:地方政府不再依赖于通过低成本的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,而是要回到税收公平的轨道上来。
在同样的市场上,当跨国企业可以通过“税负倒置”享受双重的税收优惠,对其他企业很难说是公平公正的。无论对外资还是内资,都需要一视同仁,给予同样的国民待遇,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要逐步取消以前那些针对外资的种种税收“双轨制”。
在这里,打击“税负倒置”,也不妨看作是这种税负公平的继续深化。它意味着取消跨国企业的某种先天优势,向正常的税负水平靠近和回归。而且,也很难将追加的税负,作为希捷关厂的最重要理由。
中国作为“世界工厂”,过去多年来成功的秘诀主要在于低成本的竞争优势。但近年来,随着制造业面临的人口、资源、环境约束不断强化,企业各种成本不断攀升,尤其突出表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方面。希捷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,对劳动力成本反应非常敏感。这就是为什么希捷2015年启动了泰国呵叻工厂的扩张计划,在当地投资4.7亿美元扩大一半产能,同时增加2500名员工,这与如今苏州关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
原来在中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东南亚转移,既说明面临着来自低成本国家和地区巨大的竞争压力,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制造业曾经的竞争优势正在转弱甚至趋于消失。不仅如此,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走“再工业化”道路,其工业投资开始向本国回流,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将可能遇到一种“双面夹击”。
但请注意,前述竞争优势的丧失,绝不是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改变。如果以为还能够靠(对本土企业带歧视性的)税收优惠,来挽留外资和跨国企业,显然是一种刻舟求剑。
不是说不应该挽留外资和跨国企业,而是说怎么来挽留,拿什么来挽留。
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,在经济越来越全球化的背景下,要挽留的也不只是外资和跨国企业,而是要面对所有的市场主体,建设一个公平公正、具有成本优势的投资环境。
在这个层面上,降低企业税负水平是必须的,它也应对了曹德旺和宗庆后们的呼声,但这还只是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的其中一部分。更重要的是,还需要在全面降低要素成本、交易成本和制度性成本上综合发力。按照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说法,改革降低体制成本,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。
说到底,希捷苏州关厂对我们的提示是,只有通过改革降低体制成本,才能真正维持中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,才能挽留外资和跨国企业,并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外资和跨国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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